1977年9月，唐闻生被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，从此她远离了工作多年的外交系统。几年以后，她被分配到中国日报社工作，此后又在铁道部长期任职。1977年秋，唐闻生被送去了干校。那地方不远，延庆，山后头，风大，地硬，水冷。她拎着脸盆，背着铺盖卷，跟着一车人摇晃着到了那儿。有人认出了她，小声嘀咕：“这不是翻译过基辛格的那位吗？”也有人不说话，就盯着她看。她低着头，也不躲，也不答。干校的活不轻。清晨五点起，种地，挑水，拾粪，样样来。饭是杂粮窝头加点咸菜，有时菜都没了，就剩窝头。手套不够分，她就光手抡锄头。有时候把手磨破了，拿破布缠一缠，继续干。夜里回宿舍，靠着墙坐着，没灯，就着窗外月亮看点书。有人问她：“你以前真给毛主席翻过话？”她点头，“是安排过一次，没说上话。”说完又低头捣鼓她的旧书本。谁也没想到，她会被下放。她原本在外交部，日子不算轻松，但正是被重用的时候。更早前，她是那年北外英语系里最扎眼的学生，出身不一般，母亲是燕京大学出来的，父亲是南开校友，在美国拿过学位。小时候是在纽约长大的，说话带点洋腔，读英文书像唱歌，背起《傲慢与偏见》不带停顿的。那些年，家里为了避风头从美国逃到古巴，又兜兜转转回了香港。她十岁那年，第一次看见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，问父亲：“咱们以后也会有这么亮的灯吗？”父亲没多说，就摸了摸她的头：“以后有。”回到国内以后，她在北师大女附中插了班，用三年时间补完了小学阶段的课。之后考进北外，读书比别人快，学起英语来没个歇的。老师让读一遍的文章，她读三遍，听不懂的BBC录音就倒回去再听。英语课上，常能把老教授说得直皱眉。那年外交部来挑人，她被点了名。报到那天，唐闻生站在外交部门口，看着那块牌子，一动不动。进去之后，才知道做翻译的规矩不少——翻译时不能抢戏，表情不能露，领导讲话得侧身站，做记录要快，还不能漏。她一边跟着师傅出任务，一边自己练听力。常常是凌晨还趴在收音机旁边，练半句绕口的长句子。三个月不到，瘦了八斤。1966年夏天，她临时被派去武汉东湖宾馆，说是要准备给毛主席翻译。消息来得急，她正啃着馒头差点呛着了。人还没站稳，文件就塞到她手上。那次，主席没开口，她也就没上场。但从那之后，领导知道这姑娘靠得住。1971年，基辛格访华。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，她坐在中间翻译，周总理在左，基辛格在右。她一句一句翻下去，没一个卡壳的地方。美国人会后开玩笑，说她能去竞选总统，能赢三个州。她笑笑没接茬。外交部的人给她起外号，“唐三州”。她不在意，翻译完就去对稿，改错字，查术语。1972年尼克松来，她照例出场。那张她站在周总理身后的照片，被报纸反复用。照片里她神情冷静，像什么事都不能扰她似的。可谁知道，她前一晚还熬夜改稿子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她不是没累，只是不说。工作上挑不出毛病，生活上倒是空着。母亲催她结婚，她总说“没空”。对象介绍了一茬又一茬，她都说“看看吧”，也没真见几回。有人私底下说她把外交部当家了。她听见了，也没多辩解。每次回到宿舍，她拎出热水壶，泡杯茶，摊开文件，一坐就是半夜。茶凉了，再续一杯，文件翻得哗哗响。然后是1977年，去了干校，安静了。两年后回来，调去了《中国日报》。那会儿中国刚开始对外开放，《中国日报》还是个新东西。她过去，一看稿子就皱眉，直说：“写得不明白，外国人哪看得懂。”她亲自盯标题、改语序、斟字眼，哪怕是一个标点，也得改得顺眼。年轻人嫌她管得多，她不理，翻开报纸拍桌子：“你这句外国人真不懂。”过不了几个月，发行量真就翻了几倍。她没说自己功劳大，坐在办公室改稿，一改就是整晚。后来又调去铁道部外事局。那个时候中国铁路开始和非洲、东欧国家谈合作，她跟着考察团走了不少地方。在坦桑铁路工地上，她和黑人工程师坐在一起啃木薯，喝冷水。太阳晒得头皮发烫，鞋里进了沙子，她也不吭声。回国后，把记录本一页页整理出来，写得整整齐齐，像档案一样。退休了，本可以歇着，她还是闲不住。全国侨联、译协、基金会，到处请她出席会议、做顾问。她出门从不坐头等舱，拎着个小布包就上飞机。有次去旧金山，七十多岁了，还拎着资料包在机场和志愿者讨论稿子。年轻人问她：“您不累吗？”她头也不抬：“开口就得对得起这身份。”2018年，北京协和医院特需病房，有护士看见她在床边改演讲稿，边改边咳。护士凑上去问她：“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忙这个干啥？”她指了指墙上的一张老照片，是1972年那次，她站在周总理身后的合影。她说：“因为我那会儿，没给中国人丢脸。”说完又低头，继续改稿。那天窗外阳光很亮，打在床边的桌子上，稿纸上的铅笔字一行一行，密密麻麻。她用手指按着一页没写完的纸，眼镜滑到鼻梁最底下，也没扶。医生进来提醒她吃药，她说“等一下”，头也不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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